蜀汉集团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缺陷

（一）蜀汉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刘备，从编履织席的城市手工业者到割据一方称孤道寡的一代枭雄，其成功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比较合理的战略规划与战术规划



战略规划是指应用于整体组织的为组织未来较长时期设立总体目标和寻求组织在环境中的地位的计划，其显著特点是长期性和整体性。战术规划是指规定总体目标如何实现的细节的计划。战略性规划是战术性规划的指导，战术性规划是战略性规划的具体落实。



刘备的前半生基本处于在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情况之下，其中的辛酸是可想而知的。但刘备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三顾茅庐得到了天下奇才诸葛亮，自此刘备的事业正式进入了发展期，从无立足之地到割据荆益称汉中王、蜀汉皇帝，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及其远大的战略规划“隆中对”，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隆中对包含了对汉朝末年总体形势的分析，也包含了对刘备自身实力和竞争对手的分析，从而为刘备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规划和战术规划——刘备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中兴汉室，统一天下，战术性目标是取得根据地建立基业。



诸葛亮通过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之也”。短短几句话就把竞争对手和潜在盟友明确化，在竞争对手势力强大，潜在盟友不可图也无法图的情况下，话锋一转，点出问题的关键，“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紧接着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明确指出荆益二州的重要性和可取性，实现统一天下的步骤便是“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与毛泽东同志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战略如出一辙。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紧接着的一系列战术性行动立即启动，火烧新野、舌战群儒、孙刘结盟、草船借箭、赤壁之战、三气周瑜、巧得荆州、计取成都、平定汉中等等，终于为刘备取得根据地，实现了三国鼎立的中期目标。



2、积极合理的用人制度



刘备作为一代枭雄，纵向相比，文不如诸葛亮，武不如关张。横向相比，文不如曹操，曹操的雄才大略，可与诸葛亮、司马懿并驾齐驱，文采飞扬，诗歌辞赋，在《三国演义》中更是独占鳌头；武不如孙权，连曹操都叹，“生子当若孙仲谋”。但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这点与汉高祖刘邦极为相似，“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处，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在创业初期，刘备能容人之能、用人之长，最终得西蜀，建立蜀汉政权。



刘备对人才的重视和笼络是显而易见的，桃园结义得关张，三顾茅庐得诸葛亮，再得凤雏庞统，西蜀法正，常山赵云，西凉马超，老将黄忠，猛将魏延等等，这些构成蜀汉集团的重要基石，基本都是刘备发现和应用的，这是他走向成功的一个根本要素。



在对人才的应用和管理上，刘备属于民主式领导者，敢于下放权力，鼓励下属参与政事，认真采纳下属意见，并通过仁义慈善和帝胄之后的个人魅力来影响和领导下属，下属积极用命，这就使初期的蜀汉集团人才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平定汉中之后，出现蜀汉历史上最繁盛的景况，文有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武有以五虎上将为代表的武官集团，蜀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蜀汉集团的成功犹如昙花一现，积累时间是漫长的，繁荣是一闪即逝的，衰退是迅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蜀汉集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由繁盛走向衰落和覆灭？这里面既包含了蜀汉集团从萌芽时就埋藏的隐患，也包括蜀汉集团在白帝托孤后的重大战略失误





1、刘关张铁三角的存在，阻碍了人才的进一步的融合与应用



在刘备集团时期，桃园结义的铁三角关系确实起到了加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关羽、张飞忠心追随，如三人失散后，关羽为投兄长，不惜放弃曹操的优厚待遇，过五关斩六将，千里相投，桃园结义所取得的保存实力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刘备集团的扩张，这种小圈子文化的弊端便日益明显。小圈子文化具有严密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严重阻碍了新的人才的融合和应用。



诸葛亮不可谓不聪明，但他至铁三角瓦解也没融入进这个小圈子。刘备请得诸葛亮出山，“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势”，这与刘关张桃园结义时的情况是惊人的相似，但关张二人始终是无法接受诸葛亮融入其中。刘备三顾茅庐，张飞和关羽的态度很不耐烦，尤其是张飞。一顾茅庐不得便曰，“既不见，自归去罢了”；二顾茅庐时便道，“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不得诸葛亮后又曰“风雪甚紧，不如早归”；三顾茅庐前便道“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将来”，很显然是不想诸葛亮搅乱桃园结义的均衡。“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而人不悦”，夏侯敦引兵十万杀奔新野，张飞谓关羽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刘备召关张二人入，问如何退敌，张飞便反问“哥哥何不使‘水’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无法得到关张二人的接纳。火烧新野后，“关、张下马拜伏于车前”，随即把诸葛亮捧上了神的高度，这就更使诸葛亮脱离在铁三角之外。诸葛亮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这种内耗上，极大地阻碍了自身才能的发挥。



赵云也是较早追随刘备的虎将之一，刘备对赵云的喜爱和欣赏也是有目共睹的，“玄德与赵云分别，执手垂泪，不忍相离。云叹曰：‘某曩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今观所为，亦袁绍等辈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洒泪而别。”，“赵云辞去，玄德执手挥泪而别”。公孙瓒兵败身死，刘备离开袁绍以后，二人再次相见，“玄德曰：‘吾初见子龙，便有留恋不舍之情。今幸得相遇！’云曰：‘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矣。’”。



赵云跟随刘备以后，除了领军破敌，行将军职责，还担负着刘备的警卫工作，保护刘备以及家小的安全。在当阳长坂坡一战中，赵云孤身一人，行走于百万军中，单骑救主；留守荆州，单身截江夺阿斗。撇开赵云卓越的战功不说，单单两次三番救了后主刘禅的性命，就可以说赵云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刘备得了西川后，对赵云就再没重用了。在刘备初入成都，大赏手下时，关羽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尽管赵云数次出生入死，功劳决不低于关羽、张飞，但因他们二人是刘备的结拜兄弟，赵云无法与之相比，只被封为镇远将军，没有封侯。





小圈子文化不能有效地管理大集团，不能凡事从全局利益出发。蜀汉集团因为刘关张三人小集团的存在，内耗加大，增大了管理成本，阻碍了新人才的提拔和应用，是导致后期蜀汉集团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2、高层领导眼光短浅，小圈子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是蜀汉衰败的重要原因

蜀汉集团的高层领导其实就是指刘关张三人而已，即使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但诸葛亮始终被排斥在三人集团之外。



刘备作为蜀汉集团的最高领导人，远不具备一代枭雄所应有的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远大的战略眼光。纵观《三国演义》，刘备留给人的印象始终是懦弱的仁义，优柔寡断的性格，迟缓驽钝的思维，是三国中最失败的最高领导人。

徐州、荆州、益州皆战略要地，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刘备来说皆唾手可得，但刘备一味地嗫嚅着“取之不义”“非仁义之事也”“吾宁死，不忍做负义之事”，虽有称霸天下的野心，却无一代枭雄所具有的英明果断。结果在日后的发展中，刘备连根据地都没有，要么是凄凉地寄人篱下，要么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得诸葛亮后，又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去实现隆中对中设定的战略目标，增加了蜀汉集团建立的成本。



刘备优柔寡断的性格也引起关张二人的不满。张飞欲杀董卓，刘备制止，结果日后董卓作乱，张飞曰，“当时若容我杀了此贼，免有今日之事”。曹操在天子面前僭礼，关羽怒欲斩之，“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羽见兄如此，便不敢动”，诚如刘备所说，“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与其说考虑周密，还不如说他胆小怕事，重点是放在“吾弟若逞一时之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关羽道，“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

蜀汉集团的迅速衰败，实乃刘备一手造成，导火索是狂傲自大的关羽被杀。刘备把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在孙权遣使求和，缚还降将的情况下，依旧全力攻吴。此时蜀汉正处于人才青黄不接之时，张飞为部下所杀，诸葛亮留守西蜀，赵云留守江州，庞统、法正已亡，刘备出征时既无卓越某臣，也无知名宿将，结果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八百里联营，蜀汉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关羽作为高层领导，其最大的缺点便是狂傲骄横，这也是他导致自身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三国演义》对关羽的狂傲描写地可谓入木三分，斩颜良时，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曰，“河北人马，如此雄壮”，能让大兵法家曹操做如此评价，可见颜良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关羽却道，“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曹操评价颜良，“麾盖之下，绣袍金甲，持刀立马者，乃颜良也”，关羽对曹操曰，“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关羽的狂妄自大和轻敌之心令人不齿。关羽斩颜良，胜得并不怎么光彩，颜良“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虽说战场上都是出其不意，但关羽此次斩杀，实有偷袭之嫌。斩文丑也胜之不武，在张辽、徐晃已和文丑厮杀多时的情况下才捡了便宜。马超投靠蜀汉之后，自大的关羽竟置荆州大业于不顾，欲入川与马超比试高低。作为高层领导人，如此意气用事，为了一个虚名，置国家利益于脑后，蜀汉如何不败？这种严重的渎职行为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诸葛亮还得用“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来安抚关羽，让其更加骄横。可怜把曹操追得弃袍割须的马超，竟然成了黥布、彭越之流。在联吴抗曹的大局之下，关羽不为大局考虑，在曹操遣使与东吴结盟，欲图荆州之际，孙权尚要派诸葛瑾示好蜀汉，欲以婚姻加强结盟，并明确“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在国家危急关头，结果关羽口出狂言，“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结果东吴终于下定决心与曹操联手，共图荆州。关羽低下的个人修养暴露无疑，骄横自大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败走麦城，身首异处。



张飞是典型的狂躁暴怒的武夫形象，他不失为一员勇将，但不具备做高层领导的能力。作为领导者来说，张飞是极其失败的。刘备对张飞的评价是，“一者酒后刚强，鞭鞑士卒；二者做事轻易，不从人谏”。《三国演义》中多次提到张飞酒后鞭笞士卒，试想有这样不顾下属死活的领导者存在，将士如何肯用命为国奋战？张飞酒后误事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失徐州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对刚刚取得立足之地的刘备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幸好张飞有刘备这样的领导，遇到曹操的话，早就不知道被砍多少回头了。张飞为自己的暴怒付出了沉重代价，酒后鞭笞范疆、张达，终于被这两个无名末将刺杀，死得比关羽还要窝囊。



做任何事情都会犯错误，管理也不例外。高层领导在管理中所暴露出来的错误往往影响全局，如果能及时调整，尚可挽救大局，否则全盘皆输。蜀汉高层领导面对错误，执迷不悟，违背了当初的战略规划，于是蜀汉的繁荣犹如昙花一现，迅速走向衰亡。



3、蜀汉后期诸葛亮的战略性错误，加剧了蜀汉的覆灭

诸葛亮虽一世英明，但难免也犯错误，白帝托孤后，由于诸葛亮的一系列失误，使蜀国陷入了人才匮乏，国力下降的局面，因此当诸葛亮死后不久，整个蜀国就不可避免的迅速被魏国吞并。当然，将蜀国灭亡的责任全部推给诸葛亮是不公平的，但作为蜀国的核心领导人物，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架空刘禅，使最高首脑有名无权

刘备死后，由于刘禅年幼（也亦十七岁），诸葛亮辅政或者说执政蜀汉自无可厚非。当刘禅成人之后，诸葛亮非但没有把大权移交刘禅，让其处理政事，在锻炼中得到成长，反而把军政大权进一步控制在自己手里。从《三国演义》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刘禅开始并不是个昏庸后主，建兴元年秋八月，曹魏犯境，诸葛亮玩弄深沉，“数日不出视事”，“后主听罢大惊，即差近侍赍旨，宣召孔明入朝”，在多次宣召不至的情况下，“后主车驾亲至相府”，却“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刘禅心中自是愤怒，但又不能立即表达出来，只能委婉表达自己的愤怒，“后主在后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乐否？’”，可见刘禅对诸葛亮目无皇威的表现已然不满。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禅越来越得不到锻炼，越来越依赖诸葛亮，这就导致了国家元首的孱弱，诸葛亮则功高震主。刘禅想掌权，但满朝文武都是诸葛亮的亲信，刘禅只好信任宦官黄皓，于是蜀汉又重复了汉末宦官专权的老路。蜀汉后期的宦官干政，实是诸葛亮埋下的隐患。



（2）过度集权，导致了蜀国人才后继无人



蜀汉的人才结构以蜀汉政权的正式建立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刘备集团时期至蜀汉集团时期，出现了五虎上将，魏延，严颜，马岱等等一批数量众多，能独当一面的人才。白帝托孤之后，诸葛亮总揽大权，以至于到了“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者亲览焉”的地步，这段时期出现的人才不过只有姜维、张苞、张冀、关兴、蒋琬、董允、杨仪寥寥数人，而且均无所大的建树。在管理学中，这属于典型的集权扁平化管理，领导过度集权，就使部下失去了独立工作的机会，部下的能力也就得不到提高，久而久之，便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和独立处理事物的能力。所有的人严重依赖诸葛亮，诸葛亮一死，蜀汉人才无以为继，导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可悲局面。



（3）重用亲信，使原有人才未能充分利用，也导致重大战略失败



马超作为五虎上将之一，尽管能力超群，但因为其生在西北，又时代世家，因此始终被排斥在刘氏集团外。马超降蜀汉后，从此销声匿迹，寸功未立，不仅如此还要时时担心被加以谋反的罪名，因此行事战战兢兢。诸葛亮征讨南方期间，坐守汉中时病逝。



北伐的关键时候用人失误，使形势大好的北伐事业功亏一篑。首次北伐，蜀军连拔三郡，关中震动，诸葛亮命马谡为先锋、王平为副将去守街亭。结果马谡自作主张，致使蜀军大败，街亭失守。街亭一失，战局迅速逆转，诸葛亮无奈只好退回汉中。白帝托孤时，刘备对亮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不以为然。因此诸葛亮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被司马懿收复失地不说，还失去了讨伐中原的最佳时机，尽管事后“挥泪斩马谡”，又“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却与事无补，此时正值蜀汉人才凋零之际，马谡虽无实战经验，却是一名比较好的参谋，诸葛亮却不给马谡戴罪立功的机会，有浪费人才之嫌。第四次北伐，五月间大破魏军，正待消灭魏军主力之时，在汉中负责督运粮草的李严假传圣旨，命班师，诸葛亮万分遗憾地下令全线退兵。原来李严因雨运粮不济，恐其怪罪，所以才假传圣旨。这两次用人失误都导致了北伐功败垂成。事实证明，诸葛亮识才用才比起刘备相差甚远。





逼反魏延，丧失蜀汉最后的一员猛将。魏延自跟随刘备的第一天起，就被诸葛亮认定日后必反，倍受刁难，理由是其脑后长有反骨，这种荒诞不羁的说法为诸葛亮逼反魏延埋下了伏笔。诸葛亮不能容忍持不同意见者，每次行军作战，总是羽扇一摇，“亮自有妙计”，只喜欢下命令，不喜欢大家提意见。魏延错就错在了犯了诸葛亮的大忌，他太有主见。第一次伐魏时，魏延献策，“延愿得精兵五干，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应当讲这一计策是有效的，后来连司马懿也说“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魏延对诸葛亮的进军计划也提出疑问，“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诸葛亮却说，“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魏延开始并没有造反的念头，投靠刘备时，刘备正流落襄阳，惶惶如丧家之犬，如要造反，何必要投即将覆灭的刘备？诸葛亮在死前，对姜维、马岱、杨仪“调度已毕”，对魏延的结论却是“我死，魏延必反”。魏延作为蜀国的元老，位高权重，诸葛亮对其有功不赏，且处处设防，自然导致了魏延不满。诸葛亮死后，杨仪获大权后剥夺魏延兵权，用尽手段逼反魏延，最终自毁长城。至此，蜀汉初期的老一辈武官集团灰飞烟灭，蜀汉再无虎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