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的命运，为何都如此悲惨？

水浒里有这样一个小人物黄文炳，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就是这个人，也许在读者看来不是个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个为大宋王朝尽忠的人却得不到他所效忠的go-vern-ment保护，全家被灭门。这是黄文炳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尽心尽力忠于王事之臣没有保障，这个王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水浒》所描写的大宋王朝，其所属官吏大致上有四种：

第一种如林冲那样“朴忠”之人。能力超群，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于王事。但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职业军官，为那个朝廷、那个官场所不容，只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种如宋江这样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长于权谋。但看到了王朝的种种弊病和未来的命运。替朝廷打工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机会寻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广交黑白两道人士，为自己早找退路。对王朝而言，这些人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对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无内心的尊重与敬畏，甚至与“反贼”们暗通款曲，如果他们反戈一击，杀伤力最大。





第三种如蔡九、高廉这样占据要津的官吏。他们大多无能无德，唯一会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结上宪，欺压敲诈百姓与下属。他们惹起了沸腾的民怨，他们为王朝制造种种仇恨。但由于他们大多“根正苗红”，在朝廷有强大的靠山，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只要玩得巧妙，大多不会给他们带来处分，甚至会青云直上。这类官员和林冲等类官员是天生的敌人，他们必须将林冲这样的“干净”官员排挤掉，才能为所欲为。和宋江这类官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种种矛盾。他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蔡九这样的官需要宋江这样的吏办事，宋江这样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员的权势。但由于宋江等小吏有能力无靠山，只能为混蛋官员屈身做吏，因此内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这些昏官的，因此有机会就会哄骗、利用他们。蔡九们让皇帝做“冤大头”，宋江们就让蔡九们做“冤大头。”





第四种官员就如黄文炳。他们寒窗苦读出身，有学识也有能力，在官场这个大酱缸中，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因此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朝廷而言却是忠臣。由于没有蔡太师这样的父亲，高太尉这样的兄长。在官场他们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颜去攀附蔡太师这样的大树。但这种攀附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大官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办事，未必把他们看成嫡系。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员却不齿其为人，不愿和他们为伍。这样的官员是属“蝙蝠”的，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因此我觉得，像黄文炳这样的官员很可怜。





黄文炳是一个在闲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属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这个级别，算个中级官员。但在帝制时代，主官和副官的级别只差一点，权力却有天壤之别。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炼，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苏东坡中进士后，开始做过数任通判，后来熬到知州。黄文炳怎样被罢免实缺，赋闲在家，书中未做交代。但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贪污受贿，在帝制时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因贪污事发一般是因为政治斗争，这点成为政敌攻击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办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来了。第三是和同事关系太差，得罪的人太多，无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没有硬高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样的靠山，贪墨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调到异地做官就行了，同事们那就更奈何他不得。





罢官回家的黄文炳只能住在无为军这样“野去处”，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只是个土财主。过江去探望蔡九，因为蔡九家摆公宴而不敢进去，可知他根本进不了蔡九这些“公子party”的圈子。作为这样一个寒窗苦读出身，混了一官半职又被罢官的人，想走关系投门子起复，重新做官，应算是一种合理的期望。他总归是想在大宋王朝的体制内寻求一条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样，暗中勾连梁山强寇，做好造反的准备。如果宋江都敢自夸“忠义”，黄文炳更是“愚忠”了。至于书中说他，“这人虽读经书，确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这是施耐庵的道德评价，和是否忠于王朝的 “大节”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长于待人接物，仗义疏财的奸臣不乏其人。







看到宋江题写的诗词，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谁骂朝廷的娘，没准他还附和。可黄文炳希望起复的欲望太强烈，便抄下来去蔡九那里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又问清楚题诗的人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灭失。――如此有条不紊，可见他真是个能干的官员。

在府衙听到蔡九叙述父亲蔡京信中所说的京城童谣和异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和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是一人，两条不相干的证据一对照，便发现了重大问题。是何等的具有斗争经验和警惕性。时时刻刻观察舆情，时时刻刻警惕民间对朝廷不满的迹象。这样的官员，大宋太少了，有这么一个还赋闲在家，像蔡九那样的傻蛋，却起居八座，开府建牙。





宋江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

吴用等人伪造蔡京的假书信，亦被他识破。

他又建议蔡九将宋江、戴宗斩首于市，早除后患。

这种政治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显示他真是宋代文官制度培养出来十分合格的官员。作为王朝培养的官员，看到不寻常的舆情而熟视无睹，面对犯罪的破绽而不能识破，才是最大的失职。

对宋江而言，因题写反诗而被关进死囚牢，是因言获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狱。

对黄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将题写反诗视为“谋反”、“犯罪”，他及时侦破是为人臣的本份。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盖劫走而是顺利斩首，上报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黄文炳顶多分一瓢羹。黄文炳依然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

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贼寇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强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不做，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蔡九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黄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后，也许在痛骂蔡九：“竖子不足与谋！”





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作为官员的黄文炳，主动揭发侦破宋江题写反诗、通贼的种种行为，却被“大善人”视为“害人”；蔡九、慕容这样的昏庸之官，位置却坐得很稳；而宋江、朱仝这样的官吏，为强盗通风报信、甚至私放盗贼的人却被民间尊为“义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对黄文炳的报复是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没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黄文炳只是大宋王朝这条大船上的一个螺丝钉，可宋江杀掉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号人，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当张顺把黄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时，黄文炳倒还是显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说了句：“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恐怕不仅仅是多管朝廷的“闲事”吧，也许是后悔没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样无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样的虚弱。对黄文炳这样忠于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许会获得敌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称“忠于朝廷”的人却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让李逵用尖刀，割黄文炳的肉，一点点在炭火上烧烤着下酒，将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可在梁山后期，宋江俘虏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对其待若贵宾。





如此看来，黄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伪君子。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

黄文炳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太把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黄文炳之死的警示意义在于：为朝廷做事太认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烧身，朝廷可不会真心保护你，蔡九这样的大官一有风吹草动早就跑得远远的，黄文炳死后，顶多让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认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却一点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呀，办朝廷的事，该闭眼时则闭眼，能糊弄时就糊弄。

岳飞的“契约精神”





岳飞，字鹏举，按章回小说的胡柴，乃大鹏金翅鸟转世，充满了神性。据说小时母子俩人同处一缸中，被大水飘荡到一个河南汤阴的村落。于是，河南汤阴便有幸成为岳飞儿时嬉戏学习思维的天空。



春暖花开的时节，在杭州晃荡了几日，有点像南宋时代文人的赶考。末了去西湖，突然就发现了岳王庙。



岳飞是俺小时候的偶像，那时候娱乐方式单调，评书里岳飞的故事就成了难得的精神食粮。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幻想自己像牛皋一样成为岳武穆的部下，跟着这位英气逼人的英雄征战四方。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些发颠的学者企图否定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认为岳飞抗击的对象――女真人创建的大金，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弘扬岳飞，不利于维护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和谐。



这个问题，难道女真人的后裔满清政府没有想过？然而，正是满清的那位胸怀四海的康熙王朝，在杭州重修了岳王庙，岳飞的故事，也正是在明清两代的小说家绘影绘色的弄成一个传奇，岳飞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到了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近代，尤其到了日本人侵华时期，岳飞更是成为激励中华儿女的一个精神象征。



起码，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从军记里，三毛走上战场之前，就是幻想自己摇身一变，成为背后插满了小旗儿的岳武穆，挥舞着大枪，抵御着接踵而来的日本大兵。而“精忠报国”更是成为当时那个时代的强音。



真实的岳飞，也许作为一个人，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瑕疵；可是当他成为人们纪念的英雄，成为一个文化的象征，岳飞，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逝世了几百年的豫人，他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种价值观的象征。



这种价值观，就是“忠”。



而“忠”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是维护儒家秩序的一个核心部件。也是维护一个民族传统的关键法宝。岳飞的“忠”，在某些革命史家的眼里，甚至多了一些愚的味道，赵构那样的皇上，也值得岳飞去效忠？然而，岳飞的忠诚的对象，是具体的，是现在式的，不像现在的某些人，将自己的爱国的对象未来化、抽象化、条件化。



这个忠字，在现代中国，已经慢慢被人遗忘了。曾几何时，忠孝节义成为被批判被嘲弄的对象。然而，这个忠字，却在日本，尤其在日本的企业界，得到了升华，成为一种维系终身雇用体制下老板和员工关系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这个满腔忠诚的岳飞，却死在一个文官手里。这个文官的字，可称一绝，是后世楷书的起源，如果没有与权力沾边的话，恐怕也是一代宗师。然而，这个叫秦桧的文官，却与赵构等合谋，以“莫须有”的罪名成就了岳飞的千古英名，也把自己塑造成“汉奸”的符号。



封建王朝中的君臣关系，因为缺少一种科学的体制，同时加上农业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臣子的能力太强，进取心太过，往往酿就悲壮的故事。岳飞死在风波亭，正源于此。



岳飞从走上职场开始，满腔充满了忠君报国之意。那现在的话说，当他领到来自老板的第一笔薪水开始，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机构。为此，他八千里路月和月，戎马倥偬，与他的岳家军纵横北方，企图从金人手里夺回大宋已经失去的市场占有率。



岳飞的时代，存在契约的行为，然而却没有契约精神的说法。



契约精神，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之一。契约精神，就是那种对已经签订的契约，无论事态的发展对自己是否有利，都不打折扣，甚至完美执行契约的精神。契约签订前，双方可以唇枪舌剑，可以兵不厌诈，可以三十六计，可是，一旦签订了契约，就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岳飞的忠，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用一种加倍付出的精神，不但不打折扣，而且近乎完美地履行自己与大宋之间的契约。赵构是不可能长期呆在前线的。岳飞的军事才能使他可以代替赵构完成这个任务，于是，他们之间就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然而，哪怕时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现代经济学者心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仍然充满了问题。比如，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如代理人懂得前线的情况；比如，孙猴子监管蟠桃园现象，王母娘娘无法一天24小时盯紧美猴王；比如委托人身边的近臣，比如赵构身边的秦桧们，会通过向委托人诉说代理人的坏话施加负面影响等等。



更何况那是一个在信息沟通技术和途径极其落后的古代，那是一个理智的君主不得不与前线将领约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生误解的时代，然而，将契约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岳飞，没有顾虑到这些问题，只知道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有谁拥有岳飞这样一个员工，又有谁不做梦都会笑呢？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并不仅仅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更多时候，民族英雄身上集中体现着一种民族的价值观。



许多英雄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比如，雷锋，只是一个普通士兵，然而，当一个人成为一种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成为一种理念的符号，那么，他就成为了英雄。如果一个人成为一个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那么，他就成为“东去长江水怎样也无法淘尽”的民族英雄。



岳飞，之所以成为包括汉、满等各个民族崇拜的民族英雄，已经不再是仅仅因为他的抗金业绩，而是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一种价值观，那就是“忠”，用现代人的理解，他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体现在“把信送给加西亚”之类畅销书中的契约精神。忠字不灭，岳飞的形象便万古长青。

[b]忠臣与良臣 [/b]


[b]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的臣下是忠臣，唯独唐太宗例外。他希望大臣为良臣，不为忠臣，这同传统观念大相径庭，怎么回事呢？


原来唐太宗重用从前的政敌魏征，引起一些权贵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魏征，并向唐太宗进谗言，侮蔑魏征包庇自己犯法的亲属。太宗听信了谗言，心中十分恼怒，认为魏征辜负了自己的重托和信任，立即派温彦博去查办此事。不料温彦博对太宗信任魏征也颇有微辞，便马上去调查魏征的「劣迹」。

他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搜集一些材料送给太宗，并且添油加醋的向太宗进谗言。太宗命温彦博去训斥魏征，魏征并不与之争辩。第二天一早，魏征面见太宗，君臣二人进行了一番饶有趣味的对话：


魏征向太宗说道：「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条心，这才叫君臣一体，哪有抛开大公无私的精神，只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的贤良之臣呢？如果君臣上下都注重细枝末节，谨言慎行，我看国家的兴亡祸福就无法预料了。」


唐太宗大吃一惊，但他毕竟聪明过人，马上反问魏征：「你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魏征不正面回答太宗的提问，向太宗叩头请求说：「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 唐太宗饱读经史，从未听说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解的问：「难道说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吗？」


魏征说：「像历史上的稷、契、咎陶就是良臣；夏朝的龙逢，商朝的比干，就是忠臣。所谓良臣，就是能给君主提出许多好建议，且被君主采纳，因而身得美名，与君共享富贵，流誉青史的大臣。所谓忠臣，虽然能给君主提出许多好建议，并敢于规劝君主，对君主忠心耿耿，但最后被君主杀戮，国家灭亡，只落个忠臣的空名。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太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继续问道：「你讲得很对，作为君主怎样才能明智，怎样才会昏暗呢？」


魏征回答说：「君主能够听取各方面意见，就明智；君主偏信谗言，就昏暗。」他又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被奸臣蒙蔽，死到临头还蒙在鼓里的实例，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引起太宗的高度警觉。太宗诚恳的对魏征说：「我接受你的劝诫，努力去做一个明君，你也要大胆进谏，无所顾忌和隐讳，做一个流芳百世的良臣。」魏征见太宗以做明君为己任，非常高兴，立即向太宗保证：「你做明君，我一定做良臣，决不辜负陛下的厚望。」从此以后，君臣相知，情如鱼水，凡有说魏征坏话的人，唐太宗一概不听，甚至严加痛斥和惩办，使那些爱进谗言、陷害正直大臣的小人消声匿迹，不敢为所欲为。


[u]贤君无傲臣 [/u]

在重用和尊敬功臣的同时，太宗还非常注意对他们的统辖，决不允许他们居功自傲。

尉迟敬德为李氏江山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但他经常盛气凌人，骄纵无比。

一次酒宴之上，尉迟敬德竟然殴打任城王李道宗。敬德如此放肆，太宗十分不悦。

太宗严厉地对敬德说：“朕要与你同享富贵，而你却居官自傲。你可知汉朝韩信、彭越为何被杀？那并不是汉高祖刘邦的过错啊！”

太宗语重心长、用心良苦的一番话，让尉迟敬德大大警惕，这才有所收敛。

忧患生于欲望

太宗在位的时候，突厥经常进犯唐朝边境。

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风雪，羊马死亡甚多，人民饥饿，牲畜瘦弱。这时群臣纷纷劝太宗借此机会大肆进攻！

原本以为太宗会赞成他们的建议，没想到太宗却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牟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也不剩，我也不进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


有臣质疑这样的作法：“为铲除国家忧患，让国家富强，还需考虑这么多吗？”

太宗缓缓对群臣说：“皇帝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于割下自己的肉填饱肚子，吃饱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国家也灭亡了。所以，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啊！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赋税就重，民众因此而痛苦，国家就会危险。所以，若要国家富强，不放纵自己的欲望才是最重要的啊！”



唐太宗故事：真、赐绢警人


太宗初当皇帝，有人就给太宗上了一道奏本：“请求皇帝废除身边的奸邪大臣。”
不过，谁是奸邪大臣呢？这倒给太宗出了一道难题！

太宗于是召见此人：“朕的大臣，都是贤人，那么，谁是奸邪的人呢？”

那人想出了一个妙计：“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奸邪的人是谁。不过，可以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臣子；如果会顺着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奸邪的臣子。”


没想到，太宗却断然拒绝：“流水的清与浊，决定于他的水源，国君好比源头，臣民就如水流。如果国君自己以谎言欺世，却想要臣下正直真诚，就好比水源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你说得办法不错，但朕要臣民真诚纯正，若还以此方式试探君臣，又怎能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


长孙顺德贪图小利 太宗赐绢警人以礼 太宗非常厌恶官吏受贿，但他处分受贿官吏的方法却颇为独到。

一次，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别人的赠绢，事情败露之后，太宗十分生气！

太宗心想，长孙顺德作战勇猛，颇善骑射，但却有自己的弱点，那就是贪图小利。对此，太宗曾训戒过他，想不到如今却又旧病复发了。


唐太宗决定要严惩长孙顺德，以戒群臣。但是，当他念及顺德的功绩时不免又犹豫起来。到底该怎么处决呢？太宗久久地思索着。 两仪殿上，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刚刚分班立定，太宗召来长孙顺德，赏赐了几十匹绢。为此，许多大臣不解，以为是在助长贪欲。


太宗说：“如果他尚有廉耻，我赐他绢，那耻辱比受刑还要难受。如果他不知羞愧，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也无益！”果然，长孙顺德万分羞愧，众臣也深有感触。


大臣们深为唐太宗这宽广的胸怀，英明的处理惊服了，连连说道：“陛下处事，真不失明君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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