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楼村简介
文楼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城三公里处，全村共6个自然村，总共3,170人。
文楼村是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密集的地区。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大约1,310人。据了解，大部分的村民是因为家庭经济贫困才献血的。1999年11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阳性率43.48%；2001年4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1,645人，阳性318例，阳性率19.33%，据调查，从1995年以来共死亡31人，其中经确证的艾滋病人死亡8人，初筛阳性死亡22人。2001年以来，全村死亡5人。全村70%的人家里有艾滋病人或艾滋病毒携带者。
地处中原文楼村的民风很淳朴，但如今，它却被笼罩在艾滋病的阴影中。在文楼村3211名村民中，被检查出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有678人，其中578人已经出现不同症状的并发症。
文楼村最早被媒体公开艾滋疫情的村庄，也正因如此，由于贫穷靠卖血挣钱，造成血液交叉感染的国内艾滋病疫情爆发最早、疫情最重的村庄，近年来成了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那里曾是上蔡县最主要的蔬菜产地，近几年由于艾滋病病情的传播和群众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不了解，一定程度上形成文楼村健康村民所种蔬菜和养殖的牲畜难以销售的局面，几乎没有人愿意买文楼村出产的蔬菜了。
艾滋病的蔓延，对于本来就贫困的文楼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成年男子失去了劳动力，只能在家里吃“闲饭”，昂贵的医药费让他们难以负担，出去打工的小伙子找不到工作……文楼村村民的日子，是常人无法想像的。
[ 编辑 greysanatomy 在 09-04-13 06:53 ]
文楼村如何变成“艾滋病村”？
20世纪90年代初，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血头”、“血霸”私自设点，非法偷采血浆；一些地方和血液制品企业擅自在河南设立单采血浆站点，违规操作，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偿献血人群中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集中在少数贫困的村庄，经过较长的潜伏期，近两年逐步进入发病高峰期。截至目前，已累计确认并报告发病病人5,544人，其中有3,000多人口的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是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据官方公布，河南省全境有38个这样的自然村。另据悉，中国目前有1000万艾滋病患者。
由于广受媒体的关注，加之文楼村当时的疫情严重。很快的，文楼村就成了艾滋病的代名词，为人所知的“艾滋病村”也就由此而来。
危险的“单采”
如今文楼村30岁以上的村民大都卖过血，而相当部分村民得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们卖血用的是“全采”。全采是将血液从人体内一次性输出，只要针头没有病毒也就没有危险了。村民感染艾滋病均是因为危险的“单采”。
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据一位卖过单采的病人介绍，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毫升满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毫升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也就是说，要得到1000元钱，要卖20次血。
然而，灾难开始降临到浑然不觉的卖血人群身上。专家认为，卖血的几个环节存在着致命的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然后是离心机，据曾在血站当过采血员的骆学对记者说，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但即使是这样分隔离心，离心机转速非常快，经常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导致离心机里鲜血淋漓。但血站一般只是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细胞流失不太严重则照常操作。整个输出和回输的过程中，采血针头都没有摘下。献血者根本看不到采血员换血袋。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被回输。在回输阶段，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使病毒的传播成为可能。
文楼村有近700人HIV检测呈阳性，其祸根主要就是不安全的单采造成的交叉感染。卫生部资料显示，文楼村所有的6个自然村里，1995年前有偿献血人员大约1 0人，是我国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
即使没有艾滋病的传播，卖血也不能让文楼村民富起来。真正获利者是血站和血制品公司。
血站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医学资料上说，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从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而后来，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上世纪90年代初，血站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血浆降级在1993年到1994年达到了顶峰。由于当时血液制品出口开放了，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其他与医疗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开起了血站。血站引导和鼓吹卖血，文楼村民们说，当时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都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血浆经济热好景不长，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年，给艾滋病的传播埋下了祸根。
尽管政府有救济和专项资金扶持，但艾滋病毕竟是昂贵的病，治疗的费用非常高。文楼村人眼下最渴望的是能自救，希望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此外，如果村民长期养成吃救济捐助的习惯也不是好事。因此，村民提出：要工厂不要救济，并盼望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一个适合带病村民干活，又能创造效益的工厂。一旦这个愿望实现了，比坐等救济要强多了。
“艾滋病村”是如何被发现？
文楼村的发现，和“感动中国”人物桂希恩是分不开的。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组成员。1999 年，一位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进修医生告诉他，村里许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然后不治死亡。6 月底，他独自带着11支试管顺道拐到了文楼村。怪病让桂希恩大吃一惊，5 个人的血样中2 个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些人都与卖血有关。几天之后，桂希恩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写了封信，信件中他忧心忡忡：“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措施。”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之后，桂希恩带着学生偷偷潜入文楼村，秘密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同年10 月底，他带着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到了北京，报告直接递给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直接进驻文楼村——使之成为第一个被公之于众并和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落。
是桂希恩医生首先发现了艾滋病患者集中的文楼村并一直致力于防艾抗艾事业，协助政府遏止艾滋病疫情的蔓延。
就这样，文楼村的艾滋病病情公之于世。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虽然外表和正常人一样，但他们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皮肤粘膜破损或炎症溃疡的渗出液里都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乳汁也含病毒，有传染性。唾液、泪水、汗液和尿液中也能发现病毒，但含病毒很少，传染性不大。
已经证实的艾滋病传染途径主要有三条，其核心是通过性传播和血传播，一般的接触并不能传染艾滋病，所以艾滋病患者在生活当中不应受到歧视，如共同进餐、握手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1)性接触传播：包括同性及异性之间的性接触。肛交、口交有着更大的传染危险。
(2)血液传播：包括：①输入污染了HIV的血液或血液制品；②静脉药瘾者共用受HIV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③共用其他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如与感染者共用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但罕见。④注射器和针头消毒不彻底或不消毒，特别是儿童预防注射未做到一人一针一管危险更大；口腔科器械、接生器械、外科手术器械、针刺治疗用针消毒不严密或不消毒；理发、美容(如纹眉、穿耳)、纹身等的刀具、针具、浴室的修脚刀不消毒；和他人共用刮脸刀、剃须刀、或共用牙刷；输用未经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的供血者的血或血液制品，以及类似情况下的输骨髓和器官移值；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者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伤员的血液。
(3)母婴传播：也称围产期传播，即感染了HIV的母亲在产前、分娩过程中及产后不久将HIV传染给了胎儿或婴儿。可通过胎盘，或分娩时通过产道，也可通过哺乳传染。
本病主要通过性接触，尤其是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而传染,其次为治疗性输出和注射血液制品，分娩和哺乳也可致成传染。高危人群有：同性恋者、性乱者和有多个性伙伴者、静脉药瘾者、接受输血以及血液制品者、血友病患者、父母是艾滋病病人的儿童。最近认为性病患者，特别是有生殖器溃疡者（如梅毒、软下疳、生殖器疱疹）也应列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无论是同性、异性、还是两性之间的性接触都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艾滋病感染者的精液或阴道分泌物中有大量的病毒，在性活动(包括阴道性交、肛交和口交)时，由于性交部位的摩擦，很容易造成生殖器黏膜的细微破损，这时，病毒就会趁虚而入，进入未感染者的血液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直肠的肠壁较阴道壁更容易破损，所以肛门性交的危险性比阴道性交的危险性更大。
血液传播是感染最直接的途径了。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使用了被血液污染而又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针灸针、拔牙工具，都是十分危险的。另外，如果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一只未消毒的注射器，也会被留在针头中的病毒所感染。
如果母亲是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她很有可能会在怀孕、分娩过程或是通过母乳喂养使她的孩子受到感染。
透过冰山的一角
这里是秦朝丞相李斯的故里。1996年蔡国古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准备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本来河南上蔡应该和河南其他的地方一样大力发展旅游事业，然而历史在1995年转弯。县城里的防疫站外面巨幅的标语：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分明提醒着来到这里的人们，如今这个小县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是和一种致命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河南《东方今报》曾经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驻马店市预计将在近期更名为“天中”市，原因据说是：“近年来，媒体对其所辖的上蔡县和文楼村的报道对这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关于河南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由王淑平医生递交周口地区(现周口市)卫生局，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标志着河南艾滋病村的发现。
河南艾滋病村被发现的10周年，就这样过去了。中国依然在迅猛发展，很多新的问题也在相伴发生，艾滋病问题则似乎让人有了点“审美疲劳”。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到过那里实地去看，你很难感受到它带给当地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创痛。
在王淑平医生的报告递交之后6年，2001年8月22日，文楼村才成为河南第一个公开承认的艾滋病村；报告递交之后8年，2004年2月19日，河南正式承认全省存在38个艾滋病村；然而，这仍然是冰山之一角。
就在不久之前，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在数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发狠般地说：请不要把钱捐到上蔡——那里是一个捞取政治荣誉的形象工程！
其他在近期被相继披露的信息还有：治艾药物成为牟利品、医生工资被克扣、患者缺医少药、中央政策如“四免一关怀”在地方上得不到好的落实，以及一些村民反映的所谓文楼村村委书记“涉嫌挪用救灾面粉和捐款”等问题。
在上蔡县的众多艾滋病村庄，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空前复杂的历史阶段——在2006年，面对复杂的地方艾滋病救治困局，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帮助艾滋病病人？即将到来的春节，他们能怎么样度过？
《时代信报》记者在纪念河南艾滋病村发现10周年之际，赶赴河南实地采访，与艾滋病人面对面，感受到了他们此时此刻真正的心声和他们现阶段的实际社会需求。
不为别的，记者希望借此告诉世人：这些因为输血或献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可怜的人们，不是不需要捐助，而是需要更多的援助。
河南艾滋村十周年祭
信报特派记者 吴 鹏 河南上蔡报道
病人马大嫂必须出院了
马贺，艾滋病人，现年51岁，上蔡县卢岗乡文楼村3组人。家里的门牌号码是文楼村133号。她的老伴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去世了。他们两个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由“从武汉来的桂希恩大夫查出来的”。
马贺大婶不识字，但是她仍然坚持给我按照记忆用笔歪歪扭扭的写下了她的名字，本来她爸爸给她起的名字是“鹖，或者是鶮”。
“反正是带个鸟字旁，太稠了不会写，就给你写个贺吧。”
她走起路来总是慢悠悠，双手插在袖笼里不拿出来。问她是为什么，她会微微笑笑说：“走快了也没用。再说，营养不好，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咋会走得快？”
见到马贺大婶是在此前一天的夜里，见面的地点是在夜幕掩映之下的上蔡县的中医院。在和她的攀谈之中，才得知，明天她就要出院了，她的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于是和她约好，第二天清早来接她出院。
“为什么不继续住下去了？你的病治好了？”
马贺说，不是因为病好了，是因为自己已经没有钱了。在这里住了4个月，每天吃饭的钱得自己掏，自己家里没有钱，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不可能。
在这个医院的病房里，有一份《上蔡县卫生局艾滋病控制管理办公室》下发的通知在病友中流转，一位病人把它塞给了记者。
“严格控制转诊，严格会诊制度，120接诊病人也要会诊，严把转诊关，凡不符合住院条件的，由接受单位劝其回村卫生所治疗。”这张2005年10月3日下发的通知上写道。
“中医院门诊病人只限于石桥乡和蔡都镇的艾滋病人，其他艾滋病人不得在中医院门诊治疗，中医院要限期落实。”
其他病房的病人们也说，现在如果不是说用120送来的，医院基本上已经不让收治了，比起其他已经退回的病人，马贺大婶已经算是非常幸运。医院没有“撵她走”的原因按照她的分析，可能因为自己是比较“著名的”病人，“1995年第一批到北京反映问题的人里面就有我。我就是个艾滋病人，我现在也不怕说了。我有病，国家就应该给我看病。不是政府当年的错误号召，我不会去卖血，也不会得艾滋病。”
但是马贺还是要在4个月之后的今天出院了。
38个重点村
与张可的报告
当天夜里，从重庆出发的信报记者与从北京过来的佑安医院张可医生不期而遇。如果从1998年算起，这位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为河南的艾滋病防治义务工作已经整整8年了。
张可医生在他独立调查形成的报告中通过科学的方法推算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本报曾在去年专访张可医生，见《一份惊世报告》)。而2004年，河南省相关方面确定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为25036人，现症病人11815人——这样巨大的统计差异让张可在河南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一天，张可医生在当地民间防艾人士程向阳的带领下，去上蔡中医院为一个刚刚被送进来的病人做检查。
为了和当地的医院救治不发生冲突，张可医生的检查是在地下状态下进行的。在一间破败不堪的诊室里，借着昏黄的灯光，张医生仔细的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那个有气无力的女孩的舌苔，问她的CT4(免疫细胞)是多少，又对病人的内脏各部位进行了检查，最后根据她的病情，开出了自己的诊疗方案。来自后杨村的乡村医生陈林在一旁仔细的听着，和其他数十位这个小县城的乡村医生一样，他们都是张可等医生和志愿者近8年来在上蔡免费培养的。他们在这个不大的小县城的医疗体系里实际上负担起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在一个特重号的病房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处在垂危状态的女病人，她看起来已经快死了。
她的眼里一直在流着泪，病床上方挂着的输液瓶和其他我们走过的几个病房一样，空空荡荡的。她盖着好几床棉被，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冷，手上已经开始溃烂了，整个病房里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她的掌柜的(当地方言，丈夫)满目愁容地说，她的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了，“现在我们缺医少药”。
这里的病人吃饭都是自理，马贺的病房里也一样放着他们花几十元钱在市场上买来的电饭锅，好在医院电还是让用的。在一张光板床上放着一块木头案板，上面就是一些切好已经风干的绿色菜辣椒，还有一块看起来已经变硬了的豆腐。
马贺的家庭年收入只有不到1000元。自己还帮助一个亲友抚养了一个孤儿。记者问她：您多长时间能够吃到一顿肉？她回答，半年。
多长时间能够吃到一次鸡蛋？半年。
有医生来查房，但是没有什么好药，马贺说，包括治疗她的医生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因为缺药，上面管得又紧，医生人再好也没有办法。
在张可送交给卫生部的《河南艾滋病5年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温总理走后，河南省确立了38个艾滋病重点村，通过下派工作组，以及修路打井，重点村的艾滋病患者确实有一定受益。但在每个重点村周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艾滋村。住在那里的村民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基本处于缺医少药和无人管的地步。不得已，一些病人多次集体到卫生局找领导人论理，局领导说：“省里有文件规定，超过45个人的村庄才能算重点村”。村民说：我们已经超过45人了呀！
“这种做法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于表面的假象而耽误了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一位艾滋病村的村长说：最严重的问题是误导舆论，大家误以为河南只有38个艾滋病村——”张可在这份报告中写到。
一个艾滋男孩
和一个少女
清晨，按照约定，记者去接马贺出院。在医院里的小路上和马贺碰了个正着。她说她要去做出院前的B超检查还有化验肝功能。
到了对面的上蔡县医院的门诊大楼，马贺和其他的病人一样排队等候，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也在做检查。
人群中有一个小病人的妈妈和马贺认识，小病人叫刘永凯，今年10岁，家住五龙乡孟楼大队孟楼村二组。刘永凯是在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因为在上蔡县的医院输了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如果推算一下，刘永凯长大的10年，正是上蔡以及河南其他艾滋村被陆续发现并被世人持续关注的10年。但是10年了，刘永凯的妈妈说，自己没有收到任何人给她的儿子的一分钱汇款。
刘永凯的一双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永远都是一种惊疑的表情，他似乎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的妈妈抱着瘦弱的他像是抱着一个非洲正在承受着饥荒的孩子，他在妈妈的怀里一声也不吭。他的妈妈后来在他们的病房里讲述着这个家庭10年来的痛苦的时候，却是有几次实在忍不住用干燥的手臂抹了抹再也忍不住的泪水。刘永凯有着一双让人永远忘却不了的悲伤的眼睛。他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和马贺一样半年也不一定能吃上一回肉和鸡蛋。
当他迟疑地接过记者叔叔给他的50块钱过年的压岁钱的时候，小家伙的眼泪下来了。泪水滑过了他那张没怎么洗干净的脏脏的干燥的小脸上，那上面马上有了一道清晰的泪痕。
上蔡民间艾滋病救助人士程向阳在自己的调查文章中写到：“每个HIV感染者或AIDS病人，除免费治疗外，每个月只有10元的生活救助，对于这些家庭恐怕是杯水车薪也算不上。我曾见到过本村的一个老太太，带领3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在严寒的冬天她们穿着破烂单薄的衣服，当我从一个志愿者那里拿了一大捆棉衣送给她们的时候，性格倔强的老人仰天大哭，‘能顶十天破，不顶一天饿’这是我无法忘却的话语，她说她不需要衣服，她需要的是填饱肚子。老太太68岁，4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20口人，10个感染者，已经死亡6人，2004年3个儿子相继死于艾滋病，最大年龄的60岁，最小年龄28岁。”
人群中还有一位叫余莉莉(应病人的要求，化名)的女孩子也和马贺一样在等待着检查B超，她也是在上蔡的医院里输过血而感染的艾滋病人。她拿出一张名片给记者看，上面写着南京一家公司的名字，原来她在里面做销售医疗器具代理。本来工作好好的，自己在去年却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不得不中断了工作回到了上蔡的娘家治疗。她拿出一张钱包里夹着的和自己老公的合影来，上面的她青春美貌，竟然和眼前这个脸浮肿起来的她有着天壤之别。
“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是上蔡人。”她突然变得很悲观，“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生于1976的她低垂着眼睑默默地说。
她照片上的老公已经很久没有来看她了，只是每个月给她寄些钱。她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她说她的CT4已经低到了只有9，可以看到，她的眼睛红红的，那是已经侵入的病毒所致。
和刘永凯、余莉莉还有马贺一样，上蔡县还有数千位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和各种病情状态的艾滋病人们。难怪张可医生说：上蔡是世界上研究艾滋病病情最好的试验基地。这里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最好的研究样本。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张可医生、桂希恩医生、高耀洁医生之外，我们很难在为河南的抗击艾滋病的名单上看到来自外地医学界的令人尊敬的名字。
张可医生说：死去的依然在死去，无动于衷的却依然在无动于衷。
目前，艾滋病病毒已经扩散到中国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如果中国的艾滋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到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感染者。卫生部有专家指出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疫情逐渐扩散蔓延，已经呈现出3大特点：递增速度达每年30%；发病死亡高峰已经出现；高危行为的人数增加。
为此，中国卫生部组织制定了《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2006~2010年)》，把今后五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总目标设定为：到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控制在150万人以内。据了解，目前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年投入已增至8亿多元，而省级财政只达到2亿元。这就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现实。
一个村子
10天死了8人
马贺很快就办好了出院手续。记者看到，马贺手上那张出院收据上，写着4个月来马贺的所有的花费。共计16513余元。马贺说，这些钱都是政府出的。
其中，西药费7600余元，化验费430余元，吸氧费3563余元，治疗费2300余元，马贺和同屋的病友对仅吸氧费一项就有3563余元，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明明连一瓶氧气都还没吸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马贺自言自语道。
马贺桌子上摆放的药物，一个旧塑料瓶子里的穿琥宁，还有一个瓶子里装得是艾克胶囊，据说是增加免疫力的。还有一瓶叫做西维尔，其功能是补硒，但是至今免疫力已经非常低下的马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补硒的药。
上蔡民间抗艾人士程向阳在自己的一份名为《2005年，我们应该如何救助艾滋病人》的调查报告中写到：“由于中央高层的关注与重视，救治工作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得以开展，卫生机构对抗病毒药物(鸡尾酒药物)派专人专管专送，110种抗机会性感染的药物在基层诊所保证一样都不缺少。然而，病人服用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得到有效的延续呢？大量使用的抗机会性感染的药物，是不是减轻了已经发病的感染者的痛苦呢？”
“根据本人所认识的上千例的HIV病毒感染者和AIDS病人来看，这些相当昂贵的药物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起到作用的。后杨村有近600名感染者，200多人服用抗病毒药物，可是2004年到今天依然有34人死于艾滋病，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的29岁，性别几乎各占一半，而祖孙3代都被感染的就有8家，全家灭绝的有1家。即使各方面条件最好，在‘有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示范村’，每次领导都去视察的文楼村，2004年10月份就有12名艾滋病人故去，有10天连续去世8人的纪录，一种肃杀的气氛依然笼罩着这里的人们。冬季来临，病人开始面临四季中最严峻的挑战，年轻的生命依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灰飞烟灭。”
据马贺讲：尽管知道抗病毒ARV药物的毒副作用，自己还是坚持服用这些“毒药”。因为自己不想那么快的死去。
马贺和住在文楼村隔壁的刘新庄是在医院里认识的。刘的老婆也感染了艾滋病去世了。他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但是两个人并不打算去领结婚证。
“领不领区别不大。”马贺说。
今天马贺出院，刘新庄也赶来接她。他看起来是个非常朴素的庄稼汉子，不是HIV的感染者。
马贺说，因为自己是艾滋病病人，所以尽管两人组成了家庭，但是性生活的次数很少。“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马贺承认。
马贺大婶和刘新庄并不避讳，说他们使用的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安全套。
尽管组成了临时家庭，家破人亡之后的马贺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马贺自己还是最担心自己的三女儿。
“如果有一天你会死亡，你最担心谁？”
“三女儿”，刚刚还高兴着的马贺的眼泪又扑簌扑簌的掉下来。“她年纪小，性格比较老实，不像别人家的女儿风风流流的，我有好几次想喝药寻死，就是因为关心我这个女儿才没去死。”
车子到了文楼村，刘新庄先回家放行李了。马贺带着我到她原来的家里去看看，房子还在，人全没了。
对村支书的悬疑
依然未能解开
在原村委副主任程士国的家里，没聊几句，这位在去年4月24日开始村委会改选中“落马”的干部说起了他们的村支书刘月梅。
他主要说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刘月梅在2005年春节，多报村民人数多领了8000块压岁钱的事情；一个是刘月梅和几个会计、队长私分救灾面粉的事情；还有一个是刘月梅利用扶贫款盖养鸡场的事情。
“多报人数多领压岁钱，咱村里按人头算的话就是3217个人，结果刘月梅报了4000多人——”程士国说。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称：刘月梅对此事并不否认，只是说那是各村小组统计人数时出现的失误，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这笔钱却不知去向，也没有退回。曾经有村民要求上级部门查查上蔡县芦岗乡民政局和文楼村村委的账目。
2005年三月，河南省部署春荒救济工作，政府救助灾民每人每天有一斤基本口粮。5月20日，县民政局将拨给文楼村的80袋救灾面粉分到芦岗乡民政所。程士国是这样描述的：“明明是80袋，自己先掖了10袋，然后通知队长、会计各领2袋，剩下的都分了。实际上真正的困难户都没分到。开会的时候，刘月梅通知队长会计要保密，只准摸黑去领回来，不然白天会被人发现。”
至于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作“文楼村委主任刘月梅带领村民集体致富”而建起的养鸡场，在《时代信报》记者走访的四五户文楼村农户中，则纷纷表示，那些，其实都是刘月梅一个人的财产。
“即使是按照她说的贷款修的，像那样一个养鸡场，至少也要20万元以上，她怎么能够贷到这么多钱？”程士国表达了他和其他村民一样的疑问。
记者特意到了村民说的“养鸡场”，在临进门的地方窜出了两条大狗拦住了去路，开门的人不让进去。远远望去，那是一排很气派的红砖建筑，有十几间房的样子。
在告别了马贺，即将离开文楼村之际，记者在村口见到了推着自行车一脸警惕的村委书记刘月梅。她烫着卷发，穿着一件看起来挺时髦的呢子大衣，非常详细地盘问并坚持请我到村委会办公室“坐一坐”。
不等记者发问她就开始讲起，文楼村近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还说起这个村小伙子娶不到媳妇姑娘难嫁等现状，以及到南方打工没人敢要等等。并说，如果你是省里面宣传部领来采访的记者，那我们不用说肯定好好接待，但是如果你来我们村乱报道一气，那就是给我们村的形象抹黑等等。
记者借口自己是来村里探望马贺的志愿者，如此和刘月梅周旋了一阵之后，坐上车快速离开了文楼村。
风中，文楼村的轮廓渐渐开始模糊——正如在河南大地上那许许多多没有被计算在38个艾滋重点村中的破败村庄一样，更多的悬疑被泛起的沙尘所稀释、所模糊，最终，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