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怎么说呢，你想想，那个逆淘汰体制下，不干坏事能到那个位置吗？能全身而退吗？我没有答案。
那你可能没有很好的研究胡温的经历，他们能做到那个位置也算是偶然，因为文—革后人才缺乏，老一辈也都年龄太大，所以为了干部年轻化，特地从全国选拔了年轻有文化的干部，胡温都好像是被宋平举荐上去的。
即使是北洋军阀时期那些军阀，也多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点气节等，比如黎元洪，他就拒绝为老袁当皇上背书。
确实是这个情形，但是也是选听话的上去，不听话的呵呵，听什么话？递个条子杀个人你批不批？
他们当时被选上肯定是都算比较听话的，但是他们的听话也是有一定原则的，那就是不害人，没有任何关于胡温在文—-革期间做造反派害人的传闻，能在那个年代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指望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过他个人能力的事情，简单点说就是不能苛求古人或者今人吧。
以晚清两个著名人物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举动来说，第一个是曾国藩，他带兵灭了太平天国南京后，手下的人都鼓动他自立为王，造清朝的反，他拒绝了。另外一个是李鸿章，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之后，他和其他封疆大吏发起了东南互保运动，事后别人也劝他造反，他也拒绝了。
他们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都是历史人物在当时环境下综合分析祸福利弊和人伦道德等之后做出的决断，我们无法要求他们的头脑就一定要有驱除满族，创造共和的理念。
用迷信点的说法就是大清的气数未尽。
你所说的听起来都没错，但是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就是维稳体制及其衍生物“墙”，就是这二人搞出来的，这是WG以来对中国及其人民伤害最大的，长期看危害比WG更深，而且还是现在进行时。
“赵在2004年与姚监复的谈话中指出二人都是好人，但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姚监复问原因何在，赵回答说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他们上大学，当大学生，当研究生都是在50年代的政治教育下成长的。姚监复将赵对温的评价解读为温是听从最高领导指挥的驯服工具，绝不敢坚持正义、真理和良心。”
引号内为引用，不代表本人观点。赵所说的好人是什么标准不得而知，但如此评价可以看出来赵对其二人实在是没什么可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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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给胡温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二人，而是要仔细分析二人在那些罪责中占了多少比例。
维稳和墙都是98年就开始启动的，一直延续至今，起头不是他们两主导的，之后九龙治水期间也是分工分权的，这块属于政法和宣传口管，胡温别看是排名高，其它口的工作他两是没法插手的，当时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下台后抓捕周，二位军副，就知道当年胡温被架空的有多空了。想在朝堂之上做一番事情是要有实权才可以的，光绪贵为皇帝，戊戌变法也才百日就被打倒，落个软禁终身的下场。老赵就因为不同意动用军队，也是在胡同里软禁到死。
历史人物要看其所处历史，再看其所为，最后再给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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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和维稳是胡在2004年提出，之后维稳体制正式确立，墙也开始正式大规模系统化修建，之前有但并不体制化和系统化，既然是体制化系统化，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份力，有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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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执政下有建立和谐社会和不折腾这两句口号，老江执政下是闷声发大财，这在当年被太多人不屑了，哪有堂堂大国风范啊。对比今天的要平视美国，当年是逊色多了，但是是福是祸，谁知道呢？再过几年或者几十年可能自有公论。
维稳也好，墙也好，只要天朝气数还在，不管谁当政，面对国内国外各种矛盾，为了现有体制和国家的稳定，或多或少都会采取相关措施，而我前面也说了，采取这些措施不是胡温二人可以左右的，是整个体制。
粉碎四人帮之后，农民吃不饱饭，就想到了包产到户单干的办法，这在我们现在来看太正常的一个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在当年可是要冒着杀头的风险。老邓也是功过评述不一，但是改革开放这一条就足以让大家对他佩服。我们不必过多纠结于历史人物的过错，能功大于过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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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人物，我一直认为，干了该干的事不能算是功，没干好甚至干坏了肯定是过，要追责。干好了是应该的，最多算是及格，老百姓对政治人物要高要求高标准，可以喜欢可以支持，但不能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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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民在这一点上做的很好，那是把首相往死里骂也不多夸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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