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现“高管傲慢”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邰蒂 2013-10-09
投资者如何判断银行是否面临危险？过去五年里，分析师们为此提出了各种财务度量方法。不过，为什么不直接分析那些管理银行的人说的话呢？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英国政治人物和银行首席执行官这类领导人的措辞规律。这一研究披露了我们直觉上知道，却常常遗忘的一点：权力不仅会影响人的头脑，还会影响人的舌头。更具体地说，当领导人变得傲慢时，这种态度会产生心理学家所称的“语言的生物标志”。
长期以来，诗人、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对傲慢都十分感兴趣。四年前，精神病医生出身的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欧文(David Owen)试图通过列出14个傲慢的标志来赋予这个想法更扎实的框架。他对过去100年来几十位英美政界人士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部分领导人（比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任时有傲慢的毛病。而其他人（比如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则没有这个问题。
伦敦的神经学教授彼得•加勒德(Peter Garrard)把这一分析更深入了一步。科学家知道，痴呆会造成讲话方式的改变。加勒德表示：“语义、情绪和态度可以有意识地通过语言传递出来。然而心理和认知上的变化却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体现出来，连讲话者自己都意识不到。”不过，加勒德想知道，权力会不会也对说话方式产生影响？为此，他组织了一个团队，分析了1979年到2007年期间在任的三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和梅杰——在英国议会的首相答问环节面对议员(MP)质询时所说的所有话。这些对话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供研究的主要由即兴讲话组成的语料库，它揭示了一些引人入胜的趋势。
布莱尔的讲话中与傲慢有关的“语言的生物标志”数目最多，其次是撒切尔夫人，梅杰则比他们少很多。在布莱尔和撒切尔夫人的讲话中，傲慢情绪都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在战争阶段之后（对前者来说是伊拉克战争，对后者来说是英阿福克兰群岛战争）出现了显著增加。当时布莱尔开始更多地使用“I(我）”、“me”(我)和“sure”(当然)这类词语。
如今，加勒德的团队计划把这种办法也用于分析首席执行官的语言，呼应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完成的对企业领导人自恋现象的分析。不过与此同时，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最近也开展了另一项耐人寻味的研究。妮娅姆•布伦南(Niamh Brennan)和约翰•康罗伊(John Conroy)分别是该大学一位教授和她带的研究生，他们分析了一家欧洲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发给股东的信件。这家银行在信贷繁荣期间急剧扩张，结果蒙受了重大亏损。他们的分析表明，在这位首席执行官掌权的8年期间，他言谈中也显示出不断增加的傲慢情绪，其中带有一种过度乐观的态度，还越来越频繁地使用高贵的“we”(我们)一词。
他们写道：“在总共148句被认定为好消息的句子中，57%归功于这位首席执行官自己，只有39%的句子归功于企业，还有4%归功于外部各方。”不过，这位首席执行官“从未把坏消息归结到自己或企业身上，而只是说那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当然，正如布伦南教授和康罗伊所承认的，这种分析比较“主观”，因为他们必须认定哪些词汇表示傲慢。此外这些研究的范围也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学者试图得到一些投资者特别想看到的结果：比如实时分析银行（或其他机构）首席执行官的语言，判断他们是否开始显示出傲慢的语言生物标志。
不过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聪明的投资者已经在对我们生活的大多数方面进行分析，筛查商业声明以找出规律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会令人们对那些管理银行等机构的人多作一点仔细考察，并有助于识破炒作，那可真是一件好事。很遗憾，在人们称赞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迪克•富尔德(Dick Fuld)这类人物的天才之处的时候，此类方法未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投资者现在应该注意，尤其是对最容易产生傲慢情绪的高科技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