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子
去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公式日本人论》，其作者透露，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实际是美国战时情报局(现CIA)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为如何处理日本问题而作成的研究日本的著作。而《公式日本人论》则是复数的美国权威机构推选七位执笔者、再包括日本方面的合作者费时三年完成的。作为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书”，其全面公开将要到公元二00一年一月。据闻，美国方面认为《菊花与刀》的理论对麦克阿瑟为首的军政担当者过分推崇而实际没起什么作用，而这本书则是因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实务性要求而编成的，因此，它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经济)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影响。该书作者明言自己是《菊花与刀》作者的门徒(Dis－ciples of Ruth Benedict)，此书是《菊花与刀》的续篇。因此，这本书的系统和性质已明白无误。《公式日本人论》的作者是一个集体：对日贸易战略基础理论编集委员会。
弘文堂出版的译本只是上述研究的一部分，但从其辛辣无情的叙述中，再次昭示了美国和日本的宿命性对决。
在序论中，作者明言，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日美关系日趋紧张，这不但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接着便是美国式的傲慢断言：“日本人是不能够投回手球的野球狂”(以此来形容根本与日本人无法对话、讨论)，更惨的是，“我们这样说日本人，他们还不理解”“日本人不能发现自己”。他们给战后的日本人社会定型为“内藏神圣调整器官”的社会。曾经让罗斯福感到可怕的孤立的美国社会正是美国现在给予严厉谴责的日本社会。这正是历史的有趣且意味深长的讽刺。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在团体和社会内具有极强的协调力，但却因无法理解国际社会对它提出的问题而始终无法协调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因它不能理解国际社会，从而无法认清以国际社会为参照数的日本社会本身。这等于是说，日美社会在认识的模式上就有一种极难逾越的“宿命性之墙”。
那么，高明的美国作者是如何来解释个中原因呢？首先，他们就大肆攻击日语的不合理性，将其称作是“四次元”的，诸如缺乏主语，对数的概念的模糊，敬语泛滥，这样便同以主体明确为特征的英语无法沟通。美国人埋怨日本人不能掌握英语，致使他们的对外交涉十分拙劣，只能通用“沉默就是金子”的封闭社会的落后准则。不过，事实也是如此，日本人说英语之蹩脚是众人周知之事。以考T0EFL为例，以全世界一百个国家的人参加考试，日本只能排在第八十位之后。前美国驻日大使、日本通赖肖尔认为，日本人英语能力之差不但是因为其构造与英语不同，而且是日语背后的行动样式——文化，变成了固有的东西，因而带来了学习外语的僵硬化。不管这种分析有否道理，日本并不因此有任何悲观(现在表面上说不会英语便成不了国际人，人们意识深处的想法远非如此，日语的外来语足够包容世界上任何最新的表现)，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在八十多年前就断言：“英语力的低下是同国力增长成正比例的。”日本科学技术飞跃的原因不也可以说是因为只用日语思考吗？！然而，双方所强调的交流之最基本手段——语言的差异及各自的过剩自信也说明了美国和日本在语言文化上的“宿命性对立”。
作者又引经据典列举了从马可波罗开始的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评价，尤其是传教士们进行的西洋人和日本人的比较。此外，他们还归纳了日本人自己的文化论。其中特别重视内藤湖南(汉学家)、加藤周一(评论家)、丸山真男(思想家)等学者的意见(比如认为日本文化是隐蔽形的)。但因为他们英文的拙劣和不懂国际比较，这些文化论都被称作是“徘徊不定”“无确定性”的日本人论。
居高临下的美国作者们在数落了日本人的四次元思考性、哲学的支离破碎性、标榜无思想的虚伪性之后，特别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日本人的性格或行动样式的根本特征在于求心性。比如表现在文学方面，与大型的叙事诗、戏曲、小说相比较，随笔、日记类的作品更多，和歌和俳句(只有十七个单音组成)远为隆盛。在我看来，日本人确实有将任何事物缩小划一的志向。好比将日本漫长的历史简化成天皇万世一系的延续；庞大的企业被缩小形象为一个家族，等等。
与日本人的求心性相比，美国作者认为欧美文化都是以远方和巨大作为其特征。这不仅是志向远方，而且追求从远方拉开距离进行眺望的旨趣。如此而言，这种求心的社会和远心的社会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宿命性的间隔。比如，日本人喜欢提“世界和平”“国际化”等口号，但对通达到这一最终目标的焦点是模糊不清的，因而无法到达目的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看，日本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但参谋本部就一直没有制定过进行这场战争的总体战略，而只是追求每场具体战斗的战术。因此可以说，日本人在战术上是高明的，在战略上是低能的。因此，美国作者感叹到：在日本，每年都发行外交蓝皮书和通产白皮书等政府刊行物，里面充满着巨大的口号，但却几乎没有涉及实行方法，实在令人吃惊。
这无异表明，美国根本不必抱有希望，即日本可能为了日美合作的远景而提出有效的政策来解决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当前的经济摩擦、政治摩擦、文化摩擦。日美两国无法填上远心性(型)和求心性(型)造成的“宿命性的鸿沟”。
除了日本人的特征之外，作者进一步向日本人的本质深处掘进。他们认为，日本人虽然各自内藏有“神圣自律调整器官”(inner hand)，但却没有他们应该依赖的“神”。佛教对日本人来说只是死人的神(日本人葬仪采佛教形式)，神教只是孩子出生时或成人时的点缀，基督教更只是青年人结婚时浪漫的助兴。一度使日本人疯狂不已的武士道精神和“天皇崇拜”也随着二战的丧钟衰落下去。因此，日本人拚命追赶西洋文明，只是某种劣等感和饥饿精神(hungry－spirit)使然。日本人的精神力缺乏已由他们在亚运会的失败所证明。其实，在我看来，日本人对“宗教”对“神”的多元化和淡漠的态度正是维持战后日本社会安定平稳的一大因素。这里，我们也不想评论以上观点的正确与否，但透过这样的叙述，我们可以窥视到美国人的一种绝望情绪：具有“理想”(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人怎么能够和没有“精神理想”的日本人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对话呢？反观日本思想界，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文明也在日趋没落。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史主角必将由东方日本等“儒”文化国家来承担。
由此我们不是可以看到日本和美国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一种“宿命性”对立和对决吗？！
应该承认，日本人擅长于非连续的原理替换，从而具有很强的“变”和“改造”的能力。因此，美国人也承认他们是Adopt，Adapt，Adept(采用、改造、精通熟练)的天才。他们善于把庞大的复杂的东西改造成小巧精致的东西，从而体现了汤因比的“人类的文明渐渐从复杂的东西发展到单纯”、即“渐进的单纯化法则”。但是，正如前所述，美国人认为：因为日语的四次元特点以及他们陷于求心的思考—行动样式，日本人变得封闭、暖昧和令人怀疑。这和美国人的Yes就是Yes、No就是No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鉴于上述的种种认识，《公式日本人论》的作者在最后的结论中作了严峻和悲观的预测。他们认为，日本考虑到日美关系的重要和战前战后对日本的恩惠，因而经常保守沉默，但其内心深处对美国是异常愤怒的。由于他们和美国持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所以一旦走到极端，这种愤怒的能力便会爆发，因此，美国必须考虑到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对手或者是苏联或者就是日本。由于日本只擅长于外部的东西或自己外部的改造，而不擅长于自己的内部改造，其出路只有二条。一条正如热力学第二法则所说：“当不加之来自外部的某种控制时，被封闭的系统之熵就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无秩序或崩溃。第二条则是由外部(应该更坦白说是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自己传统的求心的思考和行动，逼迫其创造出一种能与国际社会对话的规则(说明白一点就是同美国一致的规则)。为此，美国作者们引用了一百多年前用舰炮轰开日本国门的培理海军司令的话：“因为日本的官吏不惜大量保证，但却无限期延长其实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不容分说地强硬逼迫他们。”在此，我们根本无法看到日美蜜月的脉脉温情，而是一场刀剑出鞘的“宿命性”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