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中心，以“劳动者价值”为基本概念，分别论述劳动者价值的个人选择、企业实现以及社会调节的全部过程，构成了一个经济中完整的人。这个崭新的理论框架使《走出贫困》这本书充满了经济人道主义的强烈色彩。
人类社会并非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抹煞了人的能动作用、选择作用，就必然产生宗教形态的宿命论倾向。为此，作者在序言中鲜明地提出：“无论就其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作为生产关系主体的人，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都是极为重要的。所谓的历史唯物论就是人论，经济一元论也就是人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人类社会。”由此可见，无论是人口众多，资源贫乏，还是灾害频繁，起点低下，与其说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不如说更是形成贫困的结果。只有人自身素质的贫困，才是落后的终极原因。
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弊端到底是“走快了”，还是“走弯了”？这是一个有严重分歧的争论。正是在对上述经济文化系统批判的基础上，书中展示出作者对经济发展新的社会形态判定，并以此构成了全书特有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著名论断对于清算左倾路线已经并且继续起着伟大的政治作用，但是，就其实质来讲，却不在于说明阶段本身，而是展现特定的性质内容”。是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明确地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它没有定型，也不可能定型”。而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运行了七十年后，邓小平又斩钉截铁地断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这些，这里的“不定型”、“不清楚”之类的语言，并不是指它的最终目标而是指实现目标的具体道路。尽管这样，还是出现了一个矛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于是，人们受到了双重折磨：或者坚持原有的全部意识形态，而宁可使社会与经济发展受挫；或者坚持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而修正意识形态。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改革家们或迟或早纷纷地选择了后者，今天终于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浪潮。
如果说，我们过去犯的是一种“超阶段”的错误，是“操之过急”、“走快了”，只是把明天应该做的事情放在昨天做完了，那岂不等于说，其一，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经济，要实行单一所有制等等本来都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需要“下一步”去做，今天只是需要“退回去”。其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本来是一清二楚，只不过我们激进了一点。这样看来，就不简单地是一个概念之争了，而是涉及到一个改革的方向路线问题。如果我们的方向还是当生产力达到所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水平时，就要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那么我们今天有什么必要去建立新体制呢？这也就等于说，原来的旧体制本来就是中级，高级阶段所需要的体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实质是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发展趋势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那些具体的经典道路，也不是七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传统做法。为此，作者断定，正如历史上有一个“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一样，我们今天应视为处在“新社会主义”阶段。这个“新社会主义”就是针对着像苏联七十年，中国四十年那样的“旧社会主义”而言的。
新旧社会主义性质的区别是：由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入以公民为本位的“公民社会主义”。
其主要特征被概括为：由国家垄断全部经济变为除了涉及到非商品性的国家安全，公共事业的产品仍主要由国家控制外，都转入公民的自由经济；由国家通过“强人政治”进行决策转入通过民主程序依靠法治和“强力政府”对国家的管理；由国家制定统一思想原则变为以实现全面现代化为凝集力的公民的思想自由发展等等。
社会主义的特征到底是什么？这几乎成了近十年来研究的一大难题。作者摆脱了以往的制度基础论方法，以新颖的角度，独树一帜地提出：“虽然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形式体现出来，但是任何制度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本身，而且它是否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目的要求还要由时间来检验。说到底，社会主义并不是制度，而是目的，是结果。目的是不变的，必须要坚持的，而制度是可变的，制度为目的而变。制度由结果来检验。”在作者把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以社会的全体成员利益为目标的一种意识形态”之后，也就从那些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基本功能的制度中去寻找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了。
对于公有制，特别是它的最高形式——国有制，书中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充分说明它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特性。确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就不承认国有化的制度本能。“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这就是说，不仅任何制度下的经济结构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国有制成份，而且传统的国有制经济给商品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由于国有制企业和事业的非利润目标，由于同一经济主体的软利益约束，由于国有资源配置的非优化倾向，所以公有制同商品经济显示了不相容性。对于所有制，在性质上应确立“人权论”(即财产权是第一经济权)，在结构上应确立“包容论”(凡是个人干不了的集体再去干，集体干不了的国家再去干)。所以，不是公有制不好，也不是私有制很好，而是该公的公，该私的私。现代经济的发展，既不能走古典资本主义私有化老路(原始资本主义)，也不能回到大一统的全民经济旧格局去(国家社会主义)。而可能出现的趋势将是：私人企业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合作企业占百分之五十，国有企业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所谓的公有制规律是这样，所谓的按劳分配规律也是这样(因为商品经济所承认的并不是劳动投入的数量，而是价值的实现)，所谓的计划经济更是这样(因为在动力与信息缺乏状态下，商品的边际成本不会等于计委确定的计划价格的，更何况我国的严格计划经济总是出现惊人的比例失调)。
很明显，所谓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是很难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如果把“共同富裕”当作一种趋势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关注这一点。为此，本书鲜明地提出两点社会主义的经济要求：“第一，从宏观上，国家掌握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公共开支(如瑞典通过税收占有剩余产品，百分之六十五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分给人民，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第二，从微观上，国家调节个人收入差别幅度。从数量来讲，‘合理的差别度’就可以作为共同富裕的一种标志，虽然掌握它本身就是一门社会主义的经济艺术。这种‘合理差别度’就体现了经济的公正与平等，它并不在于也不能够创造所有与占有关系上的平等，劳动过程中的平等，甚至也不在于和不可能是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平等。(因为这种差别的把握不是一个心理和感情因素，而在于财产和劳动上的区别。)”鉴于对财产的无差别占有是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前提，而实际生活水平无差别状态则是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结果。只有在“趋势”中去寻找“共同富裕”，只有在“合理差别度”中去把握社会主义原则，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当然它的前提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没有了财富本身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所以，作者提出不能以“生产力标准”而应以综合的“生活力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的实现程度。当然，这种对“合理差别度”的寻求，并不是基于伦理道德意义，而首先是经济意义。因为只有尽可能保持这种状态，才会最大限度解放人，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至此，作者在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完成了对“劳动者价值”的逻辑论述。
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人的经济研究假设”，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站在经济之上去研究经济。十年来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离开了社会改革的大环境，再正确的经济政策也会扭曲变型。所以政治的民主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本书批判了那种企图不根本改变政治体制推进民主化进程，而只靠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能使经济走向繁荣的观点。
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在世界舞台上黯然失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顽固而强大的“中体西用之说”。实指望“坚持变器，反对变制”。幻想以西方的器械、工艺、科学技术来巩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纲常伦理。为此，康梁的维新变法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未真正胜利。如果在今天，仍然认为传统的政治和文化都是好的，只是经济体制不好。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也仅仅限于半个世纪以前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所提出的“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等等，那么不仅民主化难以推进，而且经济改革也将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总之，用新的经济政策来巩固旧的政治体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的思想变成错误的“中体西用”说，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决不是再搞一场新的洋务运动。只想吃点药，不想做手术，是医治不好“中国病”的。比如，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官僚腐败现象正是社会集团消费膨胀的根源，所以廉政本身也是经济问题。又比如“官倒”正是破坏商品经济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改革价格体制，必须扼止“官倒”。这一切说明，商品经济的权利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封建化。这正是苛政猛于虎，助纣为虐的“官本位”已经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克服它仅有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能行的，必须用以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来清除。当然，民主政治的要求也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获得。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新权威主义”思想，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在追求一个好皇帝，结果会把社会引向个人专制。尽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杰出的个人，但是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却不能寄托在某个个人身上，只能寄托在人民参政的民主宪法上。这就是说，领袖权威，社会精英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
尽管本书冠以“走出贫困”的名字，但是却会使功利者失望。这除了说明作者自身并未摆脱理论困境，因而很难设计更好的对策方案外，主要还证实作者是力图把经济事实弄清这一根本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走出贫困的方案有多少种，也无论建立人的经济学需要几代人去努力，书中以大量而翔实的材料反复说明，必须形成这样的理论氛围：轻视人的民族，是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的民族；轻视人的精英，社会的第一推动力量——知识分子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